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超现实与梦幻的表现

最使布雷顿难堪的是一些最优秀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常常出自外围超现实主义者之手。保罗·克利出生于瑞士，他的绘画象征主义来源于梦幻、儿童画以及自己的原始心理。他的作品常被登刊在《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封面上。虽然他参加了1925年的首届超现实主义集团展览，但从不参加有组织的超现实主义活动。超现实主义运动组织对马尔克·夏加尔那怪诞而富有诗意的艺术也非常热情。夏加尔在战前一直在巴黎作画，俄国十月革命后回到了祖国。1923年又到了巴黎，超现实主义者发现了那些伟大的作品，并且将他视为血亲人物，但夏加尔却与这个运动保持着距离。

另外，超现实主义运动组织者特别想要联合的一位画家就是毕加素。布雷顿在《超现实主义和绘画》一节中谈到毕加索时说道：“我们对他比任何人都寄予更大的期望，毕加索探索这条路到现在已经15年了，他胸中是怀着光芒行走的……”超现实主义这种真诚的英雄崇拜并未对毕加素产生预期的效果，毕加素本人也从未扮演布雷顿希望奉献给他的角色，即守护神的向导角色。

那么杜桑又怎么样呢？他将《大玻璃》作品留在纽约“最后的未完成”状态之中，于1923年悄悄回到了巴黎。第二年布雷顿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此时杜桑却一丝不挂，只戴一片无花果叶子，出现在毕卡比亚和萨蒂的芭蕾舞《间歇》的一场表演之中。1925年他又与曼·雷合作摄制了一部电影《贫血》。1926年回到了纽约，为布朗库西在画廊安排了一次展览，并在老朋友的帮助下，在拍卖市场买了大量布朗库西的雕塑。当他需要钱的时候，就卖掉一件布朗库西的作品，而他一直不出售自己的作品。另外，他把时间都用在下棋上，日夜专研棋术，30年代杜桑曾作为法国冠军棋队的队员代表他的国家进行过比赛。其实，杜桑与超现实主义的关系甚至比与达达的关系更加暧昧，他没有一幅作品被认为是外围超现实主义的。然而，他对艺术与生活传统观念的嘲弄却赢得了所有现实主义者们的敬佩。超现实主义常说的生活是被“原则”度过的而并非是画出来的，在这一点上杜桑比其它任何人都走得更远。因此，布雷顿不懈地支持和宣传杜桑，描述杜桑为“20世纪第一个时期中最具有智慧和最令人苦恼的人”。愿意承认杜桑对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独立性，出于承认毕加索独立性的同样原因，他感觉到了自己缺乏某些东西。